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进行调整改革的关键时期。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下降通道，2016年估计将触底回升，降速度、调结构、转方式持续深入。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措施的逐步落实，经济阵痛也随之加深，产能过剩、债务问题、金融动荡集中释放。但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显示出令人欣慰的一抹亮色。
据官方统计，2015 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7.6%和7.8%，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9 和1.1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5.7%，快于东部地区3.0 个百分点。这仅只是区域板块加总的统计表现，如果深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正在进行着“由点到面”的深刻跃变。
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体现。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类似经理人的作用。中国改革最初是在财政压力下进行的，首当其冲就是对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关系进行调整改革，从“分灶吃饭”到“财政大包干”，再到“分税制”，逐步规范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此同时，通过“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若干阶段的探索和创新，对国有企业资金供应制度实行“拨改贷”，逐步明确了政府与企业的权益界限。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全面的微观基础，由此形成了以行政单元为主导（以省级单元为代表）的“点”状增长格局。
可以说以前中国高经济增长是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但是在后来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土地财政、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病结”所在。这种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外延扩张的粗放增长，往往以邻为壑，对资源环境形成很大压力。如今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增长已难以为继，其行政区范围可支配的资源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约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相邻地区为范围、以一定城市结构为形态的都市圈（群、带）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成为中国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可以说经济发展出现了区域联合的趋势，我们将此称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面”（块）状增长特征。
曾有研究人士认为,以都市圈（群、带）为特征的城市空间产业集聚化在中国已成为趋势。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将处于高速推进阶段，区域都市圈的形成便是二者相互作用下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表现。为此，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方面强调区域板块间的均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因势利导的批复意在加强区域内部协同发展的规划。截至2012年底，共有78项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文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2007~2011年间共批复了43个重点区域规划，尤以2009~2011年最为密集（有37个），如今已覆盖了全国国土面积38%的区域。这意味着区域发展已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根据已经批复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一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中部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正在构建之中。一个以城市为主体、以相邻区域为范围的集群化板块式区域发展格局已渐趋明朗，目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等城市集群带正在演化形成之中。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是部署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
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城市化、工业化从小板块向大板块集聚，市场发展产生了统一的需要，产业发展产生了规模集聚的需要，资源组合产生了配置效益的需要，这些区域板块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以地方行政区为主导的“点”状增长，而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则取决于地方整体区域化板块“面”的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通过城市功能集聚化和区域产业集群化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阶段，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集群化整体竞争新时代。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由中央政府为主导按照经济关系“拉郎配”“全国一盘棋”进行经济区划不同，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局限于自己行政区范围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点状”竞争不同，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线状”竞争不同，近年来在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指引下的区域都市圈（带），是地方政府介于其中多元主体交互作用下的区域板块间的“整体”竞争，这是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增长极转换是新常态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到“调速换挡”的新常态。“新常态”包涵的不只是发展速度的回归，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内含着带动经济增长点的转变，以此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体制机制的改革，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态势。具体而言，增长的动力由外需转向内需，由投资转向消费；增长的机制由行政主导变为政府和市场相互结合的综合驱动机制；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一般性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转变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为主；增长的区域带动由以省、地行政单位为主的“点状”转变以区域板块集群优势下的“块状”；增长的综合表现由简单的土地城市化变为人的城镇化，而且进一步演进为城市功能提升的城市化。
这些区域都市圈（带）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新平台。首先，区域都市圈的形成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将由“行政区经济”主导转向“区域一体化经济”主导。其次，中国经济格局也会因为区域都市圈的出现而改变，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取向既不是全国一盘棋式的产业布局，也不是产业与地域迭加形成的由东向西阶梯状波浪式演进，而可能是“都市圈（群）”式的区域布局模式，这或许是克服既有行政分割和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现实途径。再次，它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契机，区域都市圈的形成可能改变以地方独立利益为核心的竞争模式，地方政府权力将会受到抑制，增长的来源也更多的由粗放式使用资源和外延式发展转向基于区域资源整合和产业集聚而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最后，它将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一个网络化的经济环境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区域都市圈的发展必然要实现更为全面的区域管治。这不仅考验着区域内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也考验着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水平。
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极“由点到面”的转变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形成，面临着城市病愈益突出、资源相对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明显和社会管理体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意味着区域都市圈难以在既有的体制机制下推进，必须创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打破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局面，探索区域发展模式和区域治理模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区域的协调发展不能仅靠规划和政策来推动，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大力促进区域都市圈（带）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首先，要以产业集群为基础进行区域产业空间再造，形成区域范围的产业分工合作机制。近年来，产业集群以园区的形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为区域产业合作奠定了基础。但还局限于既有行政边界，因此还需要打破园区行政外壳。其次，促进区域范围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形成区域性市场机制。让市场引导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配置，核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够自由流动。再次，探索区域内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资源和生态补偿机制，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内部基于不同主体功能和资源环境条件的地区间联系加强。
此外，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共享机制形成。这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尤其是地方政府专有资源与通用资源让渡与转化过程中实现的，可以通过资源对接、资源转化、资源整合等方式促进共享性资源的升级转变。最后要探索区域多元利益主体参与下的区域公共治理模式，超越过去单一行政区治理，一方面适当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另一方面促进政府职能转型、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可以预期，一个以都市圈（带）为支撑的区域经济发展将更加有发展潜力。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