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央企境外经营直面国际规则碎片化、执法域外化、监管严苛化的多重考验,地缘政治博弈与外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反洗钱、ESG治理等各类风险交织叠加,对企业搭建全链条、穿透式风控体系提出了硬性要求。美欧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美国EAR出口管制条例、FATF反洗钱国际标准、欧盟CSRD强制披露规则等境外监管要求,形成了层层叠加的约束闭环,长臂管辖与高额处罚机制,直接威胁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与海外项目的存续。
近几年,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合规管理要求也全面升级与细化,监管重点已从事后追责深化为事前事中穿透式、清单化管控。《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第42号令)作为“合规”顶层核心,将合规管理从“指引”提升为强制性制度,明确要求央企设立首席合规官并将合规审查强制嵌入经营流程,对境外高风险地区须制定专项指南;《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央企严格执行负面清单管理,限制非主业投资,并将制裁、ESG等合规审查作为投资决策的前置程序;《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将合规与风控深度融入财务体系,建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预警机制,强调企业跨境经营的税务合规,防范双重征税及调查风险。可以看出,当前政策导向清晰的要求企业从“形式合规”转向建立实质性、可验证、能预警的境外合规管理体系,以应对日趋严苛的国际监管环境。
在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单边监管持续收紧的当下,随着央企境外投资、跨境贸易、海外基建等业务不断拓展,合规经营已成为关乎企业生存、保障业务存续的必答题。因此,研究过往案例、剖析企业内控薄弱环节与境外执法本质,搭建政策落地与风险应对相结合的措施,才能让走出去的企业实现更加稳健的经营,切实保障海外业务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跨境投资审查风险:监管层层加码,准入壁垒高悬
境外投资安全审查是央企布局海外市场难以绕开的第一道关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本土产业保护为借口,不断收紧外资监管规则、拓宽审查范围、升级惩戒力度,导致央企海外并购、境外项目投标屡屡受阻,企业前期投入的资金、人力等成本极易沦为沉没成本。
中远海运港口收购汉堡港码头项目,便是极具代表性的监管受限案例。2023年5月,德国政府正式批准中远海运港口收购德国汉堡港CTT码头24.99%股权项目,该交易最初计划收购35%股权,契合中德贸易互通的务实需求,却历经德国联邦政府数月的严苛安全审查,最终中方被强制压低持股比例且不得拥有运营控制权。该码头作为中德贸易核心枢纽,往来中国的货物吞吐量占汉堡港总吞吐量近三成,即便具备扎实的经贸价值,仍然难逃针对性的监管限制。
近年,此类投资审查风险进一步升级,监管触角不再局限于港口、能源等传统基建领域,新能源、公共采购等新兴赛道成为重点核查对象。欧盟自2023年7月全面实施《外国补贴条例》,据此条例曾先后在2024年对参与保加利亚电动列车、罗马尼亚光伏园区招标的中资企业发起专项核查,最终受冗长调查周期与高额合规成本影响,相关企业均被迫放弃竞标并退出当地市场。2026年2月欧盟正式宣布对金风科技在欧盟境内的风电整机生产销售及配套服务业务启动深度FSR调查。依据《外国补贴条例》,欧盟所进行的相关审查场景从股权收购延伸至项目投标、公共采购全环节,监管主动出击、从严否决、直接阻断项目落地的趋势愈发明显,已成为央企境外投资难以突破的硬性壁垒。
核心风险点:欧美针对中资企业实施的定向安全审查与外国补贴专项核查带有明显排他性;这类审查往往周期冗长,会拖慢项目进度,推高资金占用、人力投入等隐形成本;其结果导向性强,处置手段逐步升级,从股权比例限制、运营控制权剥夺,升级为项目直接叫停、强制退出当地市场;执法标准模糊,一旦采用“国家安全”兜底条款,自由裁量权极大。对央企而言,全流程监管闭环,事前申报、事中核查、事后追责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合规疏漏都会导致项目全盘落空。
二、跨境反洗钱合规风险:执法全域覆盖,隐蔽风险难防
跨境资金流动合规管控,是央企境外金融风控的核心底线。近年来全球反洗钱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多国联合执法成为常态,监管对象已不再局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涉足跨境贸易、海外投融资的央企也被全面纳入从严监管范围,一旦内控执行不到位或审核把关不严,极易触发当地执法调查,企业将面临罚款、人员管控、品牌声誉受损等多重损失。
2016年,西班牙国民卫队联合多国金融监管部门,以反洗钱为由对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开展代号“幽灵”的突击搜查,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经查实,该分行2011至2014年间,客户身份审核流于形式、资金流向追踪缺位,涉嫌通过多个账户转移非法资金。2019年2月工行马德里分行与西班牙检方达成和解,支付近3000万欧元罚款,企业境外品牌声誉严重受损。
近两年,由于洗钱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反洗钱监管穿透核查力度持续加大。相较于传统洗钱模式,虚拟货币、离岸公司的作案隐蔽性更强,监管排查难度更高。央企境外资金往来频繁、交易对手繁杂,一旦疏于筛查管控,极易卷入违规资金链条,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单点处罚,更是全球业务链条的连锁反应。
核心风险点:对境外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穿透不足;对复杂交易背景和最终受益人的识别能力薄弱;未能有效适配运营所在国日益严苛的本地化监管要求;跨境资金监控存在盲区都极易导致企业触发当地审查监管;若企业确系违规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声誉受损、业务受限等严重后果。
三、出口管制与长臂管辖权风险:单边制裁高压,追责牵涉个人
美国对出口管制规则与长臂管辖权的滥用,是当前企业境外经营面临的最为严苛、突发风险最高的合规难题。这类单边执法行为无视国际贸易通用规则,紧盯含美技术产品、涉及制裁地区相关业务,轻则扣押货物、处以高额罚款,重则切断供应链、冻结核心业务,甚至将追责范围延伸至企业高管,直接威胁企业生存发展与人员跨境出行安全。
中兴通讯违规案是央企应当时刻谨记的惨痛合规教训。2017年3月中兴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违规向受制裁国家出售含美国技术的产品且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与美方达成和解,支付8.9亿美元高额罚金;2018年4月美方以中兴违反和解协议为由,激活7年出口禁令,全面切断美国零部件、技术供应,直接导致中兴主营业务陷入停摆。随后双方再次达成和解,中兴追加支付罚款、全面改组董事会,才得以解除禁令,企业险些因合规失守陷入绝境。
近两年,美国单边执法力度进一步加码,执法手段更趋极端。美国海关依托出口管制法案,近两年出现扣押涉华货物已覆盖了电子元器件、化工原料、医药制品等多个行业。与此同时,长臂管辖追责从企业主体延伸至个人,多名中企高管因企业涉制裁相关交易,在国际中转过境时被控制,企业经营受阻的同时,还面临人员安全风险。
核心风险点:对美国和欧盟等司法辖区的域外法权认识不充分,应对策略单一,在面临突发调查和制裁时往往陷入被动。对产品、技术中的受控美国物项含量评估不足;供应链制裁风险筛查机制缺失。美国无视业务实际发生地,滥用长臂管辖权,执法随意性增强;执法手段升级,货物扣押、罚款追责、人员管控并行;执法范围从最终产品向上游技术、软件、服务延伸,并频繁利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等扩大管辖权,使企业提前预判规避成为难点。
四、境外ESG合规风险:自愿转强制,底线不可触碰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监管趋严,境外项目ESG合规早已从行业自愿倡导,转变为法定强制的市场准入条件,尤其涉及基建、能源、矿产等重资产项目。前期生态、民生尽调缺位,后期劳工、环保管理不严,不仅会引发社区矛盾、舆情风波,更会直接导致项目被叫停,造成巨额资产损失。
中电投缅甸密松水电项目就是ESG风控缺位的典型反面案例。该项目作为中缅两国框架协议下的重点工程,中电投前期已投入近70亿元资金,完成前期基建筹备工作,却因未充分评估当地生态环境影响、妥善做好属地居民安置与沟通工作,引发当地民众抗议和国际NGO质疑,2011年被缅甸当局单方面叫停。项目暂停后,每年仍需承担巨额财务利息、设施维护费用,移民安置计划搁浅,资产闲置受损,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与品牌声誉影响。
近几年,ESG合规监管全面迈入法治化阶段,欧盟相关强制指令正式落地生效,合规与否直接决定了企业市场准入资格。2024年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生效,要求在欧经营、对欧出口的企业落实全链条ESG核查,未履行环保、劳工权益保障义务的企业,将面临罚款、货物禁入、市场禁入等处罚。此外,央企在非洲、东南亚的基建、矿产项目,因劳工薪酬待遇不规范、本土化用工落实不到位、碳排放数据不透明、社区沟通不畅,屡屡被NGO曝光发酵,导致项目审批延迟、合作方终止合作,业务推进屡屡受阻。
核心风险点:项目前期ESG尽调不全面,忽视属地生态保护、民生诉求,触碰当地合规底线;征地补偿、劳工安置、社区沟通工作不扎实,引发民众抵触与矛盾;国际NGO监督严苛,小问题易发酵成舆情事件;ESG合规成为市场准入硬性门槛,违规会导致直接丧失经营资格;地缘政治、社区矛盾、生态风险交织,爆发后损失难以挽回。
五、央企跨境出海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在全球格局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央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面临着从"市场拓展期"向"规则适应与价值重构期"的关键转型。出海央企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早已从传统的市场准入与技术壁垒演变为制度博弈、规则冲突与系统性合规风险交织的复杂格局。而国资监管从严追责、终身追责的硬性要求,也促使企业必须摒弃“重业务、轻合规”的惯性思维,搭建起全流程、穿透式的合规管控体系,将合规工作前移至业务前端,嵌入经营全流程,构建更具系统性、前瞻性和韧性的全球运营体系。
3、创新多边共赢模式 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新路径
4、价值塑造系统化 提升属地认可度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世界各国监管体系错综复杂,国资追责持续从严的背景下,企业唯有把合规管控落到实处、扎紧风险防控的笼子,才能稳步推进海外业务布局,助力国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