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的 “防控”：守牢 “三大底线”、防范 “特殊风险”
 

2019年10月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内控体系是风险防控的核心抓手”，其核心是构建"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体系，形成全面、全员、全过程、全体系的风险防控机制，到2025年穿透式监管成为核心主线，要求实现主体穿透、业务穿透、数据穿透，打破信息孤岛，消除监管盲区，提升预警能力。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风险防控不仅包含一般市场主体所遇到的经营风险，更需要强调注意“非市场化风险”。

• 政治与合规底线：
  这条底线也是国企的“生命线”，主要包含：防范政策执行偏差（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决策流程违规、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等）；廉洁风险（腐败、利益输送等）。
• 系统性与战略风险
  防范关键领域“失控”（如能源、军工、粮食等战略物资供应中断等）；防止产业链、供应链“断链”（如核心技术依赖外资、关键环节被卡脖子等）；防止出现重大债务违约（如地方国企隐性债务、央企债券违约等），避免引发行业或区域系统性风险。
• 运营与安全底线
  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尤其是矿山、化工、基建领域）；防止公共服务中断（如电网、铁路、水务等公益类国企）；保护数据与网络安全（尤其是国企数字化转型中的信息泄露），确保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

二、国企的 “发展”：聚焦 “三大方向”、践行 “战略使命”

国企因其特殊性，其发展绝非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须时刻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核心导向。《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中明确“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双主线，要求“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推动国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

• 战略领域补短板，风险防控为战略落地护航
  在军工、能源、粮食储备、关键核心技术等战略领域，风险防控要为战略落地护航；不断完善保密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范核心技术泄露及研发失败而导致的战略延误；关注供应链安全风险，避免单一供应商依赖，尽快填补市场空白、实现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替代。
• 高质量转型升级
  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改造，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方向，提升国有资本在高端产业的集中度和竞争力。中国石化、中国石油提前布局氢能、光伏等新能源赛道，既可防控风险保障能源安全，又推动了绿色能源的发展，利于“双碳”目标早日实现。
• 风险防控保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
  有效保障教育、医疗、交通、电网、铁路、水务、燃气等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国企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应当更关注其运营安全风险，防范出现安全生产事故以及公共服务中断；另一方面还应关注财务可持续风险，防范因政策性亏损导致的债务违约。在这类企业的发展中，还要特别关注的是服务的提质与增效，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善公共服务体验，积极引导绿色低碳转型，比如城市公交集团替换新能源车辆、水务集团推进污水处理回用技术等，既要履行社会责任，又要降低长期运营成本。
• 风险防控与市场竞争力要同步提升
  对制造业、建筑业、金融、物流等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而言，经营风险、合规风险要两头并重；严控资产负债率、防范盲目扩张和多元化经营风险，如“主责主业占比不低于90%”、规范关联交易、招投标流程，打击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等。近几年来主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这类企业的市场化转型、利用并购重组促进产业链的整合；例如中国联通引入了腾讯、阿里等新股东，既优化了股权结构，防控“一股独大”的风险，又引入市场化机制提升了企业效率；再如中国宝武通过并购重组整合钢铁企业，提升了行业集中度，既化解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又利于打造全球领先的钢铁集团。此外还要多鼓励商业领域的国企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中，尽可能地发挥“国民经济稳定器” 的作用。

三、“防控与发展并重” ，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 强化“内控与合规一体化建设”：将风险防控嵌入经营管理全流程，比如决策前的风险评估、执行中的风险监测、事后的风险复盘，避免出现“重发展轻防控”或“重防控轻发展”的现象；
• 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国资委对国企的考核不再单纯看利润，而是纳入“风险防控成效”“战略任务完成率”“研发投入” 等指标中，引导国企平衡短期业绩与长期发展。

四、核心挑战与应对：平衡“防控与发展”的难点

难点1：政策性任务与市场化经营的冲突

• 部分国企要承担公益类、政策性任务，势必会导致经营亏损，在防控债务风险的要求下其发展空间就会受限；那么建立“政策性任务清单化管理与财政补贴机制”，明确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的界限，财政对于政策性任务给予足额补贴，如此才能有效保障国企有资金用于市场化转型和创新发展。

难点2：风险防控与创新活力的平衡

• 一部分国企因担心被“问责”，对科技创新、新业务布局存在“不敢为”的心态，过度防控导致发展滞后；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创新容错的边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比如政府引导基金、科创保险参与到国企创新项目中，可以很好的打消这类企业的顾虑。

难点 3：历史遗留风险与转型发展的矛盾

• 部分老国企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僵尸企业”、过剩产能、职工安置等，占用了企业大量资源，影响其现如今的发展效率；近几年通过国资委推动的“瘦身健体”改革，采用“剥离办社会职能”“僵尸企业出清”“债务重组”等方式已经化解了很多历史风险，有效释放资源用于主责主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布局。

难点 4：跨领域、跨区域风险的协同防控

• 大型国有企业往往业务遍布全国各地、横跨很多领域，造成了风险传递快、防控难度大；“集团总部统筹、下级公司分级负责”的风险防控体系，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了“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可以真正实现跨领域、跨区域风险的实时监控和协同处置。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是国有企业天然的职责。企业身处市场中，风险随处可见，如何做好“防控与发展两头并重”，是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挑战。通过风险的防控，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国家战略不跑偏、公共利益有保障；通过高质量的发展，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抗风险的能力，做好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应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以改革破解矛盾，以创新驱动发展；对于国企监管层而言，优化“放管服”改革，既要做好国有资产“守门人”，还要赋予企业自身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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